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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08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受助者成为资助者

希望工程三十年

解海龙/摄影 薛为/写文 《青年时讯》( 2019年11月08日   12 版)

    2001年10月,河南省宜阳县,学校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电脑,孩子们第一次触摸键盘。

    2005年5月,胡善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1991年4月,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8岁的胡善辉朗读课文。

    2005年5月,张天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7岁的张天义在课堂上。

    2019年9月,毛可英与自己当年的照片合影。

    1991年5月,山东省平邑县保太镇孔家白壤村,14岁的毛可英(左)在读小学四年级,因交不起书杂费多次辍学。

    2013年6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范明珠(左)经过20年寒窗苦读获得博士学位。

    1996年5月,河南省新县王里河村,摄影记者解海龙和范明珠(左三)握手。赵新喜/摄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三合乡中心小学,8岁的苏明娟在课堂上。

    2019年10月21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其奴村,苏明娟和“大眼睛希望小学”的学生们合影。

    今年10月30日,是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0.23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94.9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10所,援建希望工程图书室31109个,培训乡村教师114306名,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工作的全面发展。

    《中国青年报》原摄影记者、摄影家解海龙从希望工程开始实施的那天起,就持续地以纪实摄影的方式,真实地纪录着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变化。

    当年摄影记者镜头里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在各行各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在尽己所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就像“大鼻涕”胡善辉说的那样,“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要做爱心的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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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饭也要上学”的毛可英

    山东省平邑县保太镇孔家白壤村

    1991年,我14岁才上小学四年级,虽然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但因为交不起每学期30元的费用而多次辍学。为了让父母同意我继续上学,我每天拾粪、砍柴、挖野菜、照看弟弟,不停地干活儿,还跪在母亲面前央求,“只要让我上学,我中午可以不带饭、不吃饭,用节省下来的钱养活弟弟”,可还是未能如愿。

    1992年4月,我的故事和照片登上了报纸,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不久,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的一位老师和几名大学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我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

    为了帮助家里早日摆脱困境,1996年,我考取了当地的一所职业中专,毕业后在村里办起了一个爱心装饰部。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每做一单生意,就拿出5元捐献给那些渴望读书的孩子们,不能让他们再像我一样为学费犯愁。

    “落落”任海波

    湖北省南漳县峡口镇

    1993年的除夕晚上,年近七旬的任婆婆早早吃完饭,躺在床上刚睡着,就听到门口有婴儿的哭声。她开门一看,漫天的雪花中,门前放着一个襁褓。抱进屋里,她看到襁褓中的孩子是兔唇(唇腭裂)——这个孩子就是我。

    我随婆婆的姓,大名叫任海波,小名叫落落,从此与婆婆在大山里相依为命。7岁时,我在镇小学上一年级,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负和嘲笑,没几天就辍学了。

    1999年的深秋,解海龙叔叔来到南漳县峡口镇采风,当时我正在田里放牛,并不知道他脖子上挂的是照相机,只是看他对着我“咔嚓、咔嚓”地按个不停。后来,我的照片登上了报纸,解叔叔还带着我去孝感市人民医院做了手术。一周之后拆线,婆婆拿出镜子,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第二年春天,我和婆婆坐飞机去北京人民大会堂看摄影展览。那天,看展览的人很多,一个高个子的外国老爷爷把我从人群中拉出来合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那些年,很多人都向我伸出援助之手。2011年,我到北京上大学专科,毕业后到广东打工,其间多次给大凉山的孩子们捐款,累计6000多元。将来有条件了,我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小光头”张天义

    安徽省金寨县南湾村

    1991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一张照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读高三时,我一周的伙食费只有20元,当时大部分学生每天的伙食费约为10元。学校每月给我提供200元伙食费,还减免了我的部分学费。2007年,我从盐城工学院毕业,现在已经是自动化领域的资深工程师,有自己的专利设计,也开始了自主创业,为实现中国制造工业自动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帮助身边的人。2007年大学毕业前夕,一位同学被查出直肠癌,我捐出自己平时勤工俭学的收入,并组织同学捐款,毕业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都用来帮助他治病。听闻“大眼睛女孩”设立了“苏明娟公益助学基金”,我也拿出了5000元,为那些像当年的我一样上学困难的孩子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大山里走出的博士后范明珠

    河南省新县王里河村

    我1984年出生于大别山腹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的大多数家庭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在这种环境中,上学就是为了不成为文盲,我也不例外。

    199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几位记者来我就读的小学回访。课间,记者们问起我们的理想,有的孩子说长大了想当科学家,有的说想当解放军。我想起爸爸妈妈的艰辛,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我爸妈都生病,家里生活过不下去,没钱让我再继续上学……我想当一个医生,将来好给我爸妈治病……叔叔,念完这学期,我就不来上课了,我要在家帮爸爸妈妈干活儿……”

    几个月之后,老师拿给我一期《中国青年报》,上面刊载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故事。那一刻我意识到,远在千里之外,有很多热心人挂念着我们。之后学校收到了一些捐款,并用捐款免了我的一些杂费。

    在此之后,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的人失望。这个看似简单的信念,却像一盏明灯一直在小小的我心里亮着。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之后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我来到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取得了不错的科研成果,也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转眼我来美国已经6年,近期将回国工作,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回报社会,并计划更多地参与到“希望工程”相关的公益活动中去,兑现儿时的承诺。

    “大眼睛”苏明娟

    安徽省金寨县张湾村

    我出生的张湾村山多地少,历来非常贫困,每年来自土地的收成仅够全家四口人吃上3个月。那时,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下河打鱼,也仅能维持全家人的温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1990年,我上小学了,每学期六七十元的书杂费成了家里最大的负担。我就读的金寨县三合乡中心小学是由一个旧祠堂改建而成的,大部分学生家离学校很远。我家离学校就有六里地,每天往返4趟,通常是天不亮就出门了,天黑了才到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还是想上学。父母买了五尺花布,四尺缝了件小衣服,一尺做了个小布包,让我每天跟着村里的哥哥姐姐们一同上学。

    1991年4月,解海龙叔叔来到我家,一路跟随我们来到了学校,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大眼睛”照片。从此我与希望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张照片震撼了无数人。邓小平爷爷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天津小学生周桐捐出自己准备买变形金刚的27元零用钱,成为第一个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小学生……许许多多贫困的孩子得到了资助,他们通过学习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我所在的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母校被改建为希望小学,建起独栋3层小楼,教室宽敞明亮,配备了多媒体设备和电脑。我的生活轨迹也由此改变。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小学到大学的学业,2005年进入安徽省一家银行工作,将第一笔工资捐给了希望工程。后来,我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职)、团中央常务委员。

    我是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会一直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2018年6月,我发起设立了“苏明娟公益助学基金”,到目前为止,该公益基金已经收到捐款捐物价值600余万元,资助了20所希望小学和15名大学新生。今年10月18日,我和解海龙叔叔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其奴村 “大眼睛希望小学”进行了回访。看到这里的孩子们学习、生活条件改善,我们感觉很欣慰。

    “大鼻涕”胡善辉

    河南省新县八里畈镇王里河村

    1993年,我的情况被报道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广州师范学院黄敏琳姐姐写来的。她从杂志上剪下我的照片,寄到学校里,照片背面写着:帮助这个学生。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姐姐从她每个月的生活费里省出5元,寄给我买学习用品。

    在许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顺利读完小学和初中,之后参军入伍。2017年,我成为一名高铁客运员。在以我名字命名的“善辉善行”重点旅客帮扶团队里,主要任务是为那些像我当年一样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免费服务。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也要做爱心的传承人。

    放羊的大学生高慧媛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昭君坟乡

    2011年7月,爸爸长年在外打工,妈妈一人培养我和哥哥两个大学生。上过高中的妈妈一直嘱咐我,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为了偿还助学贷款,暑假时我和妈妈一起干农活。放羊时,我遇到了解海龙叔叔一行人,了解我家的情况后,几位爱心人士愿意帮助我渡过难关。

    2014年,我从内蒙古科技大学毕业,现在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希望工程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希望工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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