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群“火疯子”也是最普通的“孩子”

    ■他们是一群“火疯子”也是最普通的“孩子”

    ■做记者第五年，我三次报道过消防员，但每次都在突发新闻时和他们接触。这一次，我很庆幸，能用一种平和的心态走进他们，听听他们的故事——

    来到奇乾

    立夏之际，首都的天已经冒了点上头的热。

    身边的人迫不及待地换上短袖，而我翻箱倒柜一番，重新裹上了厚重的棉服，准备前往祖国边疆。

    等待我的，是一群20岁出头的孩子。

    他们久居山林，守护着我国北部95万公顷原始林区的生态安全。那里有被众人熟知的白桦林，也有耳熟能详的马尾松，但他们的名字却鲜有人知。

    目的地是内蒙古海拉尔市莫尔道嘎镇奇乾村，作为一名东北人，我不曾听说过那里。但在奇乾村，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群孩子，因为他们是那里的“守护神”，他们是常年驻扎在奇乾的森林消防员。

    我是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姑娘，20岁时，我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学业和前途，对于“生死”这件大事，思考很局限。

    但我要去见的，是常年处在“生死一线”上的孩子。在媒体的镜头里，他们总是灰头土脸般的出现，但他们身上露出的那抹鲜亮的橙色，却会立刻令人肃然起敬。

    奇乾很远，那里靠近中俄边境线，从海拉尔市区驱车“马不停蹄”地跑也要一整天。奇乾中队更是身处林海腹地，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

    奇乾很冷，那里一年长达九个月是冰封期。入夏时分，太阳高照，但路两边还有未化的积雪，河上还漂着大块的浮冰。冬季里，雪落下几尺厚，车不通，那里就变成与世隔绝般的存在。

    和他们初见是在晌午，正好赶上他们午饭时间。身着蓝色常服的森林消防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宿舍来到餐厅门口，列队唱着森林消防系统的“四句话方针组歌”，他们唱的歌词我没全听清，但那种声势和气势丝毫不像出自20多岁的孩子之口。

    关于恐惧

    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奇乾中队组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50多年来，这里永远有一群最富激情最新鲜的血液在驻守。我想，也必须是这种年轻般的“火热”才能抵挡冰雪的“冷漠”吧。

    许多人都以为森林消防员和日常在城市里见到的消防员一样，没做记者前我也这么想，后来到了火灾现场，我才知道，比起可以拎着水带灭火的城市消防员，森林消防员的作战工具更为简单，只有背在身上的风力灭火机，还有拿在手上长得像个短拖布的清理工具。和身上其他的装备加在一起后，就是三四十斤的负重在肩。

    在那里，我尝试背过他们的风力灭火机，没有装油时净重已经快20斤。对于一个体重只有110多斤、常年缺乏运动的我而言，我很担心，这个“大块头”背时间长了，会不会把我的背压弯。

    但它就那么轻轻松松地被这些消防员们背着，在山林间来回穿梭。

    森林消防员的工作场所只有一处：山林。唯一的不同，就是从这座山到那座山。按照采访计划，我们有半天是要和消防员们一起进山，了解他们的日常巡逻工作。

    我和同行们都略显紧张，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般才出发。因为此时正是“草爬子”最活跃最旺盛的季节，这种只有小手指头指甲大的黑虫叫“蜱虫”，专门喜欢往人和动物的毛发里钻，吸人血，释放一种病毒，能让人患上脑膜炎。一旦被它咬上，是万万不能用手拽的，越拽咬得越紧。

    刚到奇乾中队的时候，我们只在后山走了一圈，就有同行身上落了一只。以前出去游玩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一次“草爬子“上身，万幸还没被咬到就发现了。

    作为山林里的外来人，我们对“草爬子”有点“闻风丧胆”，但这些森林消防员对“草爬子”早就习以为常。

    他们打火时，经常要走上一天一夜。有时一场火打下来后，有的人掀起衣服，就能看见四五只“草爬子”“趴”在自己的肚子上。

    我们开始跟着消防员们爬山。坡不陡，只有30多度，但我着实高估了自己。走在前面的消防员一溜烟的功夫就爬到了第一个小山头，后头跟着的记者们，却都走得小心翼翼。

    我穿了一个长外套，步子迈不大，气喘吁吁走了一段后，一抬眼，发现自己已经掉队，走在了最后。回头，望着空荡的山下，感觉周围一下子没了声音，只剩下自己局促的呼吸声，我突然间有点冒冷汗，生怕一个不小心踩空滚下去。那一刻，是我来奇乾后，第一次真的感到“害怕”。

    走到终点后，我就问他们，白天在“荆棘丛生”般的树林里都走得这么艰难，到了夜里，仅靠着月光和微弱的手电筒灯光，要如何行进？

    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中队长王德朋告诉我，他们反而最喜欢夜间行走，气温低，黑夜把那些一望无边的树林都“遮”住了，也遮住了大家心里的“慌”。只需要按着指南针的方向前进，看不到那漫山遍野的树木，反而走得轻松踏实。

    因为走过山林，我一下子能明白那种感觉——看不到远处的恐惧，顾好眼前反而没那么害怕。

    火疯子

    林区的山火每年在夏季多发。有时候，一场火刚扑灭，消防员们就被带到另一个火场。

    他们称自己是“火疯子”，打火的时候，很多事情都顾不上了。疲倦感和饥饿感一阵阵袭来，又很快在赶路和灭火中被“冲”走。

    中队炊事班里的一个消防员告诉我，他们曾经有过两三天没吃东西的经历。等火打灭了，队员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吃饭，而是睡觉。比起队里的床铺，林地就是他们的第二张“床”，补足了觉，才能听到肚子咕咕叫。

    一次，连续作战打两场火，食物补给不足。山下的食物还运不上来，只剩下一点米面，做了一锅粥和面疙瘩汤，但锅里大部分的都是水。队里的老消防员们就商量着自己吃上面的“汤”，把底下的“干货”留给年轻消防员，“不能饿了那些新人。”

    讲这段故事的是队里一位待了12年的“老”消防员——布约小兵，但他是1989年出生的，比我还小三岁。他讲如何打火和遇到的危险时，表情都很平静，但说完这段故事，我俩抬头相视，发现眼角都湿润了。他说当时很心疼那些新人，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我想这就是他们结下的战友情、兄弟情吧。

    他们对于“火”的感受，是我也想了解的。

    我没有熊熊大火“入眼”的经历，更难想象身处那种场景时，空气和呼吸会陷入怎样的“焦灼”。有的消防员告诉我，第一次见到火的时候是真怕，因为没有经验，只是听到火苗把树枝烧的吱吱响声，就已经有些发慌。更不知道火苗什么时候会调转方向，朝着他们进攻的方向袭来。

    最初，新人们都不被允许在前面开路打火，只能跟在老人的后面做善后清理。但日子久了，新人们也想冲到前面和大火较量一下。他们希望火越少越好，但是如果没有火，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待在这片山林里的作用，到底是啥。

    因为大火燃烧时产生高温，打火的时候，他们特别容易渴。但要爬山，能携带的水很有限。渴得不行时，有时只能就地取材，拿着一跟小木棍，插进白桦树干里，等上一会儿，能有点水珠从中流出，勉强用来润润嘴。

    他们打火作战时要穿戴很多专业配备，作训服、护目镜、头罩，一整套装备穿戴好，只能看得见每个人的眼睛。经常在高温下作战，仔细看他们的眼眶，早已经晒出了一圈经常带着护目镜的痕迹，但有的人却没发觉。

    与世“隔绝”

    位于严寒之地，自然气候果断阻挡了这里的现代化进程。到现在，这里都没有国家电网线缆接入，队里只靠柴油发电机和太阳能发电板供电，屋子里的暖气还要靠烧锅炉。

    冬天里，消防员们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不能没了暖。如果锅炉出了故障，供不上暖两个小时，大家就必须下山。幸运的是，这几十年里，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保证这里的供电供暖正常运转，为了让队里有暖气有电，负责发电的队员，有的8年里没回过家，直到后来有人主动接替他的工作。

    这里2010年之前，手机连2G信号都不通，打电话更是一件难事。后来接入了线路，才有了2G信号，但阴天下雨时，给基站供电的太阳能板储电不足，信号立刻中断。

    很难想象，那时候身处城市的我们，都已经用上了3G网络，刷微博，打游戏，但来到奇乾的年轻人，却连和外界联系都成了一种奢求。

    对于他们的坚守，没有一个人不敬佩。但在我眼里，他们却也只是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我更好奇于他们是否想过“离开”。

    我悄悄地问了布约小兵，他没有丝毫遮掩，但有点害羞地说他刚来的时候，因为不会说普通话，太孤僻，一直都有想走的念头。还曾经假装肚子疼、胃疼，想要下山，但被队里的医生识破了。

    他们也会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喜欢打游戏吗？“王者荣耀”是他们经常在一起“开黑”的游戏，对于大城市里年轻人已经熟悉的“吃鸡”游戏，他们也才刚玩不久。

    更多的时间，他们喜欢在户外运动，打篮球、滑旱冰是周末的娱乐项目，冬天日子太难熬，他们也会开发出冰上足球这样的运动项目。“他们很单纯，”中队指导员王永刚来这里五年，在他的眼中，这群孩子和他带过的其他消防员有点不同。

    这种单纯不仅仅是眼神，而是想事情做事情就很单纯。有的时候，单纯到布置给他们一项任务，他们就只知道完成眼前这一块，周围类似的情况，他们也不主动处理。王永刚觉得有时会觉得有点无奈，但也觉得很可爱。

    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也向往爱情，可惜的是，空间和距离把他们的爱情挡在了山林外。队里的年轻人哪个没失恋过，有时候一场打火任务出动，经常半个多月用不了手机，远在另一处的姑娘，很少能有人承受得了这样的异地恋。

    2018年，消防部队改制后，他们脱下了心爱的戎装，换上了庄重的火焰蓝。但他们的言行举止仍然是名军人，站着说话的时候，他们的手总是习惯地自然放在裤缝间。坐下来时，上身依旧挺拔。那里的村民每每提及他们，也总是改不了口：“这群消防兵、这群消防兵”。

    从那里离开时，我给他们留了一本我正在读的书《中关村笔记》，书里讲述了北京中关村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我觉得奇乾和中关村也很像，一批批消防员走进这里，选择坚守，选择奉献他们的青春。

    来是偶然，去是必然。我更希望，有一天，当他们离开那里时，他们能有机会来到北京看看，或走到其他的城市，更快地找到生活的下一个坐标和方向。

本报记者 宁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