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面信息导致对SCI的滥用和误用

    ■迄今为止，SCI最主要的目的是检索，它的辅助功能是做科研评估，但只是评估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SCI从来就不应该是被用作科研评估的一个工具。科研评估不是简单地说“拿来SCI就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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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在这份《通知》中，明确要求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度，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集中清理。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又一次处在了风口浪尖。多年来，它一直被中国学术界高高捧起，这次又被列为清理“四唯”现象重中之重——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在原有的评价激励机制中SCI充当了指挥棒的角色。

    近日，在接记者专访时，SCI的创始机构——科睿唯安科学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ISI）新任总监乔纳森·亚当斯博士非常认同中国政府在“去四唯”方面的做法：“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对，这个政策非常好。我们的想法跟中国政府是一致的，我们从来不认为单凭一个指标或者几个指标就能够完整地反映科研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科研评估，一定要结合定性的信息，尤其是来自专家、同行评议的意见，即定性和定量结合才是最佳的做法。”

    作为全球学术指标的重要研究机构，乔纳森·亚当斯一直很坚定地认为：“迄今为止，SCI最主要的目的是检索，它的辅助功能是做科研评估，但只是评估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SCI诞生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科研人员尽快检索到对科研有帮助的文献，并帮助他们进行科学发现”。

    1945年到1955年间是二战后的萧条期，很多国家在科学领域投入极大的资源，科研活动开始整体活跃起来，更多的研究产出以论文的形式出版，也有更多的学术期刊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新的问题——科研人员不知道如何去追踪最新的信息。

    为了解决科研人员检索信息的需求，ISI的创始人、同时也是SCI的创始人——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建立一个叫做Current contents的数据库。后来，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一代计算机出现了。加菲尔德想出来一种独特的检索方法——把论文所依据的参考文献进行标引，就形成了一个引文数据库。在当时，这样的引文索引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检索工具，这也就是SCI的原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SCI的数据被发现可以用作国家之间的科研实力的对比，也可以被用到大学等科研机构、甚至个人科研能力的对比上。“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每个人都非常高兴！”乔纳森·亚当斯说。

    从那时起，SCI的职能又多了一个方向——科研评估。

    即便是在SCI的科研评估功能被开发之初，欧洲也有非常多的争论和讨论。比如，一直有科研人员在抱怨：“我们的科研活动是多方面的，不能只用一个关于论文方面的数据来衡量我们的科研产出。”

    慢慢地，这种争论和讨论变成了更多的人接受了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科研评估。乔纳森·亚当斯解释了这种转变的原因：业内人士做了很多工作，把定量的数据和专家的意见进行相关性的分析后，发现在很多核心领域，尤其是硬科学领域，它的相关度是非常强的。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尽管所有人都开始使用定量评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数据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这样一个看起来简单的指标背后，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数据。”乔纳森·亚当斯说。

    他举例说明，一个科研管理人员需要了解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实验室基础性的研究，还是应用的研究？它有什么样的特性？这个领域论文发表的规律是什么？引文的特征是什么？

    “如果你只用一个指标的话，这个指标只是某一个数字，并不包含丰富的信息。”乔纳森·亚当斯认为，“正是不全面的信息导致了对SCI的滥用和误用，这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SCI从来就不应该是被用作科研评估的一个工具。科研评估不是简单地说‘拿来SCI就可以做’！”乔纳森·亚当斯再次强调这个观点。

    在他看来，ISI作为SCI的研发机构，“我们要负责任地为科研管理人员提供数据和指标”。

    在前不久ISI出版的名为《全面画像，而非简单指标》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SCI的功能：“一个指标背后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数据，我们不愿意看到只用一个指标，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要把这一个指标背后所有丰富的信息都揭示出来，无论是关于人的、机构的，还是国家的。”

    乔纳森·亚当斯认为，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用户（包括科研管理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基金机构、政府机构等）在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知道这个指标是如何被创立出来的，这个指标的含义是什么，对这些指标的理解要像对自己本学科知识的理解一样充分。ISI也在修正自己的指标体系，让公众熟知的SCI更加具象化，而不仅是一个数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ISI一直在更新自己的数据库，从上世纪80年代仅收录4000多本期刊，到迄今为止，数据库的核心库就收录了近两万本期刊。

    “我们把全球不同领域的，甚至不同区域的科学研究，通过引文的链接给联到一起了。我们不但加速了科学的发现，同时能够让全球的学术信息、科研产出信息以更好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澳大利亚的学者可以看到美国的学者在做什么，中国的学者知道巴西的学者在做什么。至少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加速了他们的知识交流。”

    值得高兴的是，乔纳森·亚当斯介绍，在区域发展方面，在上世纪90年代，G7国家和西欧国家在科学学术研究中占了主导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实现突飞猛进发展，改变了世界科学学术研究的格局。除中国，越南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智利、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等，在新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现在，ISI更关注区域间学术不平衡问题。如何在海量数据中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的研究力量？这是ISI未来重点研究的方向。”乔纳森·亚当斯说。

本报记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