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有个流行的说法，认为日本的村上春树和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是小资人士必读的作家，似乎人只要读了村上和卡尔维诺就具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情调，似乎就具有了对现实进行反抗和嘲讽的资格。村上反复强调“文体”，在村上眼中，没有了“文体”，就谈不上故事。卡尔维诺也是这样，这个善变的作家，一生所写的小说，很少有重复的“文体”，你可能会发发现他是一个在人物对话上斤斤计较的作家，他写《通往蜘蛛巢的小路》的时候，就像莫泊桑一样重视人物和故事的细微之处。而在《命运交叉的城堡》里，他又把故事隐没在纸牌的排列里，把人物隐没在关于宿命的探索里，那种纷繁复杂的迷宫似的小说结构综合了枯燥跟精致两种不同的风格。可以说，现代人选择村上跟卡尔维诺就是选择了一种故事的叙述方式，就是选择了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可以说作家的世界观跟叙述方式成为了作家在这个商品社会里的标签。

　 有时候，我无法分辨究竟叙述方式对我的吸引力更大，还是故事内容对我的吸引力更大。有一天，我同时重读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与陈忠实的《白鹿原》，当我合上《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又看到了封面上的那行宋体小字：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小说，是外表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法国《读书》杂志一九九八）。于是，我在这两本相去甚远的小说里，找到了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外表的朴实与简洁。可是，如果从《白鹿原》的语言立场上来看，《许三观卖血记》就显得花哨跟促狭了，而从《许三观卖血记》的立场上来看，《白鹿原》又是那样的粗糙和冗长。它们就像两个不同的时代，我无法说出两者之间的优劣。

　 陈忠实的《白鹿原》获得了中国的茅盾文学奖，而余华跟朋友谈起《许三观卖血记》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中落选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你最好忘记中国还有文学奖这个东西。”《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引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在《许三观卖血记》的中文版自序里，余华说：“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从这两句话里可以看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陈忠实具有一种史学家的风范，而余华更像一个寓言家。陈忠实的小说像电影，你可以从中看到白鹿原的各个角落，而余华的小说像音乐，顺序就是它的生命。《白鹿原》顽固地忠实于作者对于历史的记忆，关于白鹿原的一切都力求完整，小说里人物众多，而且几乎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许三观卖血记》里到处是跳跃的痕迹，许三观的恋爱、结婚、生子以及婚后遭遇的一连串变故，就像一条小巷那样明明很短看起来却非常幽深。

　 可以说余华跟陈忠实对于朴实和简洁各有各的理解，两个人都把对方写不出来的东西写出来了，在陈忠实眼里的花哨到了余华笔下是那样的朴实跟动人，在余华眼里的冗长拖沓到了陈忠实笔下又是那样的厚重与深情，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更深更高更难以体验的朴实与简洁呢？就像人有双手，天有日月，小说的叙述方式背后是否还有个看不见的人与天呢？

　 泰戈尔有句小诗：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它告诉我们，爱是因为那曾经有过的名，名是因为那曾经有过的爱。什么样的名成就什么样的爱，什么样的爱成就什么样的名。余华跟陈忠实的爱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使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叙述方式，一个陕西农村出身的老作家跟一个浙江小城镇出身的中年作家虽然都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可是他们的孤独仍然不同，而这恰恰成就了两种不同风格的朴实与简洁。

　 许志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