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主义的 阶段性时差 □刘旭俊/著 在中国，受过中小学历史教育的人普遍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近似值，它通常的含义是人民群众自觉地反抗外来殖民者的侵略。这种历史观念表达的集大成者就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卜正民与施恩德编写的《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中，亚洲民族主义大业的兴起，被归因于精英知识分子在亚洲内部彼此的张力中关于民族认同的话语实践。 在该书的导论部分，卜正民与施恩德强调了民族主义话语的两个基本策略。其一，“构建民族国家的工程经常主观地叙述过去的历史，以迎合民族主义者现在的目标”；其二，“作为历史叙述的对象，民族本身并不被视为历史的产物，相反，历史被弄得像是民族用来揭示自己的媒介”。在大众参与民族主义运动之前，从话语的层面来看，精英知识分子们早已掌握了主观叙述民族历史和定义民族未来的话语权。正是有了这些理论的先驱，随后才有了大众的参与。 日本通过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塑——尤其是针对患有梅毒的妇女和精神病患者的管制——来达到强健国民身体，最终实现强健国体（苏珊·伯恩斯）。印度的非婆罗门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现实需求灵活运用了西方传教士的教义来反抗种姓制度（拉温迪伦）。朝鲜通过再塑中国形象和改变书写体系以求脱离“中央王国”（施恩德）。在陈公博等人的建议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通过实现一体化的民族经济来构建民族国家（曾玛莉）。虽然在推广民族主义的形式上，亚洲诸国各有巧妙不同。但是不难发现，推动运动进程的原因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亚洲内部彼此的张力。在全球一体化欠发达的时代，地域之间的空间限制仍未被打破，邻国的威胁要远大于远方的强国，民族主义的远交近攻策略由此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这样一种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催化了各国之间民族主义运动的竞相爆发。 就此，亚洲民族主义的特征一目了然：它是由精英率先发起的话语实践，其次大众才参与其中；它的起源基于邻国之间的压力，其次才波及到远方强大的殖民者。不妨对照一下如今民族主义的社会结构。大众普遍地狂热支持民族主义，甚至是狭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根据全球化和普世性原则，部分的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民族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从亚洲民族主义兴盛之初彻底反转过来的结构——精英知识分子极力鼓吹身份认同与民族概念，而大众只是这种话语的被动者。 这颇为耐人寻味，当大众还滞留在无民族概念的晚期帝国时代，知识分子强调民族身份认同与建立民族国家；当大众承袭了这种观念后，他们却惊讶地发现知识分子已经到了去民族概念的全球化时代。大众在“无民族概念／有民族概念／去民族概念”的历时性思想发展上，虽然一直与精英存在着阶段性时差，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当下与精英的论争中拥有巨大的话语杀伤力。原本占据民族主义话语的精英，厉声斥责那些观念落后的大众，现在那些抢夺到民族主义话语的大众，也可以如法炮制地对待精英，哪怕他们难以忍受并斥责的竟是精英观念上的“不落后”。 如今，民族主义之争逐步趋向混沌的状态，也为了“爱国与卖国”的问题争执不休。其实，当务之急既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不得不为鼓吹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子还父债”的思想负担，同时也是大众调整在接受民族主义时的阶段性时差所造成的心理不适症状。此时阅读卜正民与施恩德编写的《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兴许能起到镇静剂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负担和不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