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改变着中国社会。
2004年7月，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吴晓波决定写下点什么，纪录中国企业走过的30年。当时，关于中国企业的记载是零乱而分散的。当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学生听到教授们在欧美甚至印度的企业案例中旁征博引时，除了感到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也许还有一些遗憾的情绪——毕竟，中国还没有完备、系统的企业案例数据库，哪怕是可能完整的历史描述。
“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平空而降，庞然而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
决心并不只是因为一时的感慨。早年吴晓波就任新华社财经记者，他的工作经历使他对中国一线的企业、企业家、企业职工有了感性认识的积累。1991年，他去贵州农村采访，那时的中国经济还是一片死气沉沉。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开始发动潜力，财富的机器开始启动……
“商业社会的中国，必须梳理清楚它的商业史。否则很多问题无从谈起。”吴晓波说。
▲▲▲精英史、碎片、当代书写的企业史
《青年时讯》（以下简用问）：怎么想到写《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以下简用答）：中国企业30年的发展脉络不是很清楚，我最初就是想把企业的脉络梳理出来。写到后面，我认为公司变革的30年就是国有、民间、跨国三种资本不断较力的过程。这也是我的企业史的逻辑框架。
问：《激荡三十年》出来以后，最大的质疑是认为您对企业史的理解过于简单，中国问题远远不是三方较力可以解释清楚的。
答：书写好后，评论众多，我不是很在意。
每个人对历史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一个复杂的公司历史的面貌，但是复杂的书写出来以后，读者是不是都看得懂呢？
我以为，中国改革的背后并没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写这段历史时，我越发感到它的中国特色。一个偌大的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并没有走苏联的道路，我们走的是中国道路，避免了巨大的动荡。
我在想，如果《激荡三十年》往价值观的方向写，这本书很难出版的。读者能看到，书中有些地方是欲言又止。在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很多事情说破，会引起思想上很大的混乱，我认为，对目前中国经济变革的总的反思，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有的经济学家现在做反思，做价值判断，自然会引起人们的非议，而且也容易使人的思维走向极端。
我的目标就是能让《激荡三十年》最终出版。
问：简化逻辑是写作策略决定的吗？
答：策略是一方面的因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书中提到的很多事情，我没有下结论。很多结论，留给读者看过书后自己去思考。看热闹的看热闹，看门道的看门道吧。书中涉及到很多历史时刻的断点，读者就会想，“为什么他到这里就不写下去了？”在我看来，如果再写下去，就不是我要写这部企业史的初衷了，而且可能书也无法出版。
问：站在当下，给企业写史，会不会很冒险？
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历史，有一半都是当代史的写作。司马迁也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写汉代的历史。历史本身有很多种描述的方式。
《激荡三十年》的副标题本来是“中国企业史1978~2008年”。后来在出版的时候，我们去掉了“史”这个字。对于这个问题，我和助手、出版社都有讨论。最后，大家决定还是把“史”去掉。到底这本书是不是一部历史，还是要由读者来说。我希望中国的历史再过20年后，《激荡三十年》是被大家选择的其中一本历史书。我写作时的心态很平和。
▲▲▲“中国企业史就是小人物不断崛起的过程”
问：《激荡三十年》是精英史，它对低层民众的关注是不是太少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写的是小人物；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写了无数美国底层的小人物。
答：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虽然写的是一个小人物王氏，但她的故事也是被放在一个大王朝背景下讲述的。而史景迁写得更多的是帝王的故事，比如：雍正、康熙。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虽然写了很多小人物，但是他的故事构架还是总统们，总统选举的时间线索串起了整个故事。而如果抛弃这个框架，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叙述历史，需要标志性的事情建立叙事坐标。
其实，我写《激荡三十年》已经关照到很多小人物，而中国企业史就是小人物不断崛起的过程。1978年中国企业开始改革，那时候是没有企业家阶层的。那时候，大家都是平民，都是拿一样的工资。企业家从草莽中诞生。
问：企业史里讲的是企业间的竞争，“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企业史的特质与历史记载本身所期望达到的人文关怀、道德关照是不是很矛盾？
答：几乎每一个当代人，都是对他所生活的时代不满的。这就是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所谓的“对比的立场”。你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无一不是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忧心忡忡。再过几十年，我们回头看看这段历史，这30年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生活在哪个年代，也不是那么重要。
▲▲▲“集体的堕落是不存在的”
问：你说“即使要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你对金钱、对财富的态度与你为企业写史的取向是一致的？
答：金钱的充足，让我心态平和。只有你对富人没有太大的仇恨，你看问题，才不会带着一种革命的心情。正是因为如此，我写《激荡三十年》时，对于“富裕”没有情绪，我很平静。
我相信马斯洛说的，人有5个层次的需求。只有肚子吃饱了，才有精神上的需求。
我对富人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是抱有希望的。当这个阶层达到一定数量时，他们中必定有一些人会思考形而上的问题。集体的堕落是不存在的！在历史上，也没有出现集体的堕落。
问：那是因为“集体堕落”没有发生过。
答：不。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这30年是人类历史上很普通的一个年代，它一点都不特殊。任何国家，只要不发生战乱，平稳发展30年，也会有这样的成就。
·个人简历·
吴晓波，1968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于东方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激荡三十年（上）》（2007年）。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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