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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胡因梦不是在电影院的银幕上，或是报纸杂志的娱乐版，正坐在榻榻米上的她和你讲的是禅、静修、内省……脸上写着当下她内心所拥有的从容、淡定和觉察——这是心灵的年龄，和身体无关。所以，无法不迟暮的54岁女人，却可以依然绝代风华。
▲▲▲母亲的助缘
“母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助缘人。因为她，让我在很多时候向另一个方向走。”胡因梦这样开始说起她的母亲。
像所有孩子的降生给家庭带来了喜悦，胡因梦也让父母为之欢欣。但这种喜悦并不持久，品行淡薄的父亲和强势拜金的母亲，越来越无法忍受彼此。胡因梦的父亲选择离家出走的方式来逃避争吵，长年累月独自在外生活，胡因梦的母亲则沉迷在牌桌上忘却烦恼。
“我确实有点奇怪，因为我母亲的价值观比较现实，可是我小时候就对阶级意识和金钱挂帅就非常的反感。大概是比较跟父亲像，父亲比较粗放，而母亲就积极的想掌握一些东西。那时代的女性没有文凭和学历，基本上也不能吃苦，所以就掌握男人，希望他能赚更多钱。焦虑和内心缺乏的爱，完全被生存淹没，是不安全感的体现。可以说母亲帮助我向另一个方向走。”
幼年时的胡因梦对性格内向的父亲总是会多出一份亲密感，而对于精明强干的母亲，她却与之磕磕绊绊地相处了一生都没有找到融洽的方式。
“母亲体现出的冷漠、孤独以及她的封闭性，让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办法沟通，更不用多说对我，这使得我小时候性格抑郁。之后，我才意识到童年的阴影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不过，小时候不以为然，过得也算开心。但点点滴滴的不安讯息积累到成年的某一个阶段，自己需要进入两性关系时，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我希望我的读者们多了解了解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因缘，并注意处理长大后两性之间的连贯的关系。”
没享受过母亲疼爱的胡因梦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父亲在家时，我便享受着满洲格格的待遇，可父亲走后，我就又恢复了灰姑娘的生活。而且我的母亲一生都没有夸奖过我，无论我做得有多好都不会受到表扬。有一次，我母亲怀疑父亲有外遇，竟然在他的床底藏了硝酸水，等父亲回来就往他脸上泼，那时候把我吓坏了，我就跑到自己的房间里，拿起《圣经》看，我母亲就骂我没用，说我像《红楼梦》里的迎春。”等等事情的发生，都让胡因梦与母亲的关系僵持不下。“那时候的我，心里想长大后一定要复仇雪耻”。胡因梦说这些时，笑得清脆，不带掩饰。
▲▲▲光影如梦
年轻时的胡因梦充满叛逆性，对世俗看不惯。她形容她自己是60年代的“前卫女性”。胡因梦回忆说：“当时我穿超短裙、露背装，脚踩恨天高，挽着我的外国男朋友走在台湾的天桥上。路人见了，骂我有伤风化”。
好容易考上了大学，不喜欢学德文，大学2年级半路退学。无所事事时，一个不小心，踏进了演艺圈，开始了长达15年的演艺生涯。从她的第一部电影《云深不知处》到《慈禧外传》、《梅花》、《海滩上的一天》，胡因梦出演了40多部电影。1977年，胡因梦凭借在《人在天涯》里的出色表演，获得第14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1986年，胡因梦因主演《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被亚太影展评为“最受欢迎明星”。
但今天她认为：“这些电影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影期间，胡因梦将乌塔哈根所著的《尊重表演艺术》一书翻译介绍到台湾。这本被称为“美国演员的圣经”的读物被李安作为自己影片演员的家庭作业。
▲▲▲人生的转折
尽管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但是胡因梦却在1988年作出了息影的决定。那一年，她35岁，正值演员风华正茂的年纪。关于她突然退出影视圈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胡因梦自己只淡淡地说：“当演员本身就是自己大学时的意外遭遇，这不是我真正向往的职业。”
之后，她再度前往纽约。一次偶然机会，胡因梦在街头一家书店看到了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一系列著作，当她取下书静静地阅读时，被书中蕴涵的丰富哲理震撼了。从那时候起，她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兴趣不在表演，于是定下了翻译智者书籍的决心，专事有关身心灵探究的翻译与写作。20多年来，克里希那穆提、肯·威尔伯等学者的著作，都由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爬出了上百万字的翻译。
只有一册《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是她历经了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关于自己的故事。观照的语言，完全开放的心态，缓缓述说自己成长的过往。对于双亲、情感、工作，甚至包括她做第三者后生下的女儿胡洁生。
同为母亲，胡因梦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重复自己的童年，她希望洁生享有“自由和无惧”。
“我对洁生的教育是绝对自由。我也从来不打击她的信心，否定她的理解能力，并且给她很大的空间让她自由玩耍。我希望她能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我也很注重女儿生活中的起居饮食，以及她的内在发展。我认为孩子的觉知力一定要从小培养，这能让他们自律。所以尽管我不强迫她做什么，但她仍然有很强的自制力。这和小时候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自己的女儿，胡因梦点到为止。而说起被人们重复过千万遍的她生命中的第二位助缘人李敖大师，胡因梦除了笑谈还是笑谈。
▲▲▲忘了我是谁
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与《罗生门》合而为一，改编拍摄出电影《罗生门》。故事说的是大盗多襄丸见到了武士貌美的妻子，于是心生歹念，设计将武士骗到树林，将他捆缚起来。之后，多襄丸又把武士的妻子骗进树林，并当武士面对他的妻子施暴。3天后，一名樵夫发现了武士的尸体，而武士的妻子出家。樵夫报官后，多襄丸不久被捕。之后，故事中的四个人物樵夫、多襄丸、妇人和借巫女还魂的武士围绕武士之死分别讲述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电影进行到最后，真相对于不同的叙述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不同叙述者的不同叙述成为值得反复玩味的意义本身。
电影《罗生门》的不同叙述就好比是李敖的《李敖回忆录》中的胡因梦之于胡因梦的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中的李敖。1979年9月15日，李敖在好友萧孟能家中第一次见到胡因梦（当时胡因梦尚未改名，故李敖书中使用“胡茵梦”）。此后，二人迅速相恋，由相恋到同居，由同居到结婚，由结婚到离婚不到1年的时间。之间的恩怨纠葛无从考证，但是二人都在事隔多年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彼此。
初识胡因梦时，李敖写道：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她是才女、是贵妇、是不搭帐篷的吉卜赛、是山水画家、是时代歌手、是艺术的鉴赏人、是人生意义的勇敢追求者。她的舞步足绝一时，跳起迪斯科来，浑然忘我，旁若无人，一派巴加尼尼式的‘女巫之舞’，她神秘。”
这篇短文刊发在《时报周刊》后5个多月，二人于1980年5月6日结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敖记述岳父胡赓年客气地请他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而胡因梦之后在自传里则补充了李敖“忘记”的细节：“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
胡因梦说：“在我看来，李敖和我的母亲都是我的人生中重要的两个‘助缘’。他们充满挑战性，帮助我成长。”
1998年，胡因梦在台湾完成她的自传。“写书前，我还是买了一本李敖的《回忆录》，看看他在书里写了什么。果然不出我所料，颠倒是非，选择片段叙述。所以，我在自己的自传里写了一章和他有关的内容，算是我对他的回应。”
2006年8月，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在大陆出版，她本人应邀来大陆配合书的宣传推广。其间，所有采访她的媒体几乎都没有放过询问她与李敖旧事的机会。胡因梦所给的答案与态度除了坦诚、坦诚，还是坦诚。事后，一位当时曾采访过她的记者告诉笔者：“问她和李敖的事，她什么都回答，什么都不拒绝。以至问到最后，我们都不好意思再追问。她太诚实，太勇敢。她是想通透了一些事情的！”
在《生命的不可思议》“爱的试炼”一章的结尾，胡因梦这样写道：“我一直没有机会让（李敖）理解我在这段因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一种亏欠和未竟之责。但愿这一万多字的剖白能够让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人即使拥有再多无知的支持者，终场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以及试图自圆其说的挣扎罢了。”
而李敖对胡因梦的态度，最近可见的一次是在两个月前。7月，北京举办了“30年两岸校园歌曲经典演唱会”，来自台湾的“南方二重唱”组合在现场演唱了一曲《忘了我是谁》。应主办方之邀，歌曲的词作者李敖写了一封长信。随着旋律的释放，信的内容在滚动大屏幕上播放。他回忆往事，对照今昔，仍然不忘澄清事情的原委：“大家都说《忘了我是谁》是我写给胡因梦的。绝对不是！当时我写这首词时，正在坐大牢，写它时没有特定的对象，眼前只是一面白墙而已。”
也许，100年后，斯人皆逝，所谓的恩怨情仇才能如庄子所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能留下的，能追忆的，恐怕只有当年一首无从考证的《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过以后眼泪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个人简历·
胡因梦，1953年生于台中市，中学就读于卫理女中，18岁考入台湾辅仁大学德文系，两年后退学。20岁主演《云深不知处》，从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演艺生涯。其间，出演了《梅花》、《海滩上的一天》、《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40多部电影。1977年，她凭借电影《人在天涯》获得第14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35岁后，胡因梦终止了演艺事业，改而专门推广有关“身心灵”的各项工作。她首次将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翻译介绍到台湾，并积极推动意识革命及生态环保等议题。41岁时，生下女儿胡洁生，成为单亲母亲。
胡因梦著有《胡言梦语》、《茵梦湖》、《古老的未来》以及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译著有《尊重表演艺术》、《般若之旅》、《超越时空》、《人类的当务之急》、《克里希那穆提传》、《自由·爱·行动》、《恩宠与勇气》、“钻石途径系列丛书”（《内在的探索》、《解脱之道》、《自我的真相》）等。目前，北京立品图书已在大陆地区陆续策划推出胡因梦著译的各项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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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实相
在这段期间我开始思索演员的深度定义到底是什么。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演员在社会形象上和人类内心里都承载了人性错综复杂的种种投射。他既是人人羡慕的名利典范和过度被注目的焦点，又是轻易被藐视和嘲弄的对象，即便是最杰出的演员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赤裸地站在媒体白纸黑字的布阵中，时而被枪林弹雨轰得遍体鳞伤，时而受宠若惊地登上了天；他似乎是拥有最多群众力量的人，又似乎是毫无权力或重要性的局外人。他总是在政客与财阀主办的晚会里饰演募款的甘草角色，即使在大银幕或小荧光幕上他也只是一个媒介，一个传达他人的人生观的工具，那么，演员这份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人类学者和心理学家回答得最深入。
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是以萨满或巫的形式展现的，那时他的功能乃是充当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是最早期的歌者、智者、舞者、文化传递者、占卜者、医者和人生顾问。他透过宗教仪式来治疗和转移人们心中的恐惧及困惑，甚至直接成为无形能量的管道，展现出神力；譬如日本能剧、印尼及西藏的仪式舞蹈，都存在着这样的神秘性。换句话说，在原始社会里演员曾经拥有过神权以及崇高的地位，东西方皆是如此。但自从西方正统基督教会兴起后，巫的传统就被逐渐贬为异端，人神中介的角色开始由牧师取而代之，演员的崇高地位从此沦为娱乐他人的艺匠。在东方世界里，演员也逐渐沦为戏子、俳优，以及卖淫、无情和伪善的象征。
然而真正杰出的演员都具有丰富的心灵世界，有神秘体验的也不乏其人。他们似乎达到了心智与情感之间的整合及平衡，因此能展现出高等形态的理解力与流畅无阻的情绪表达。当我仔细反观自己时，我发现十五年来的演艺工作，我的焦点竟然不是情绪与情感上的表达，而是智力活动。我在拍戏时手上几乎永远有一本书相伴，内容不外是哲学、心理学、玄学或宗教。戏剧中的演出似乎并不是我心中的重点，知性活动反而是我所热衷的。乌塔·哈根曾经说过：“一个知性的演员可能将真实的演出冲动过分理性化。”很显然我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演员。我发现自己无论多么卖力演出，银幕或荧光幕上的我还是清淡如水，而且我关心理论和形而上思维远远超过戏剧上的表现。当我开始清楚自己的特质和潜力时，心中最深的召唤就变得清晰可闻了，我知道自己必须全力投入于智慧的探索而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于是我告诉老母从此之后我不再为金钱工作，我要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了。那一年我刚满三十五岁。
——摘自《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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